陸侃如先生，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史专家、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在他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他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事情中，不仅建树颇多，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他勤奋谦逊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为海内外学人所共道。

陸侃如教授（1903—1978），字衍庐，江苏海门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爱国绅士家庭。他自幼资质聪敏，勤奋勤学，尤其热爱文学。1916年在本县高小结业，以优异的结果考入南通中学。1920年因文才出众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24年结业时，又因名列前茅再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27年研究院结业后，曾任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在複旦大學、暨南大学任教。1929年与冯沅君先生在上海结婚，今后两人开始相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他与冯先生一起赴法国巴黎研究院留学，经过3年刻苦的学习，双双荣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陆先生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发作，北平沦陷，他与冯先生不甘屈辱，于1938年初毅然离开北平南下昆明，任其时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务主任兼代院务，1942年任迁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接受PP电子大学的聘请任中文系教授。1949年青岛解放后，任PP电子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圖書館馆长。1951年被任命为PP电子大学副校长、校科學研究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PP电子省人民代表。1953年又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

陸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专家，主攻隋唐以前的文学史，尤以《楚辞》研究闻名海内外。陆先生治学，以敏于创新著称，他的许多论著，在学术上都具有开创之功。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年轻时就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取得结果。在北大读大学一年级时，年仅20岁的他撰写的《屈原》一书，便由上海东亚圖書館出书。在其时被认为是“用新的看法来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书”。到大学结业时，又出书了《宋玉》一书，这本书对宋玉的考辩和评价，也为时人所称道。这两本书在学术界发生了重要影响，是研究《楚辞》的代表作。这期间，他还陆续发表了《宋玉评传》、《宋玉赋考》等20多篇论文。并在1925年开始了中国诗史的写作。《中国诗史》是陆先生与夫人冯先生相助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不仅史料富厚，取材审慎，要言不烦，而且在评论一些作家作品时，“经常能打破传统的偏见，提出比力切合事实的新看法来”。学术界认为此书是一部唯一的诗歌史著作。鲁迅先生对《中国诗史》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十四年抗戰期間，陸先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獨立完成了長達80萬字的《中國文學系年》。這是一部資料翔實、富于創見的學術著作，而且從中可以看出陸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精辟見解和求實精神。之後，他與馮先生再度相助，于1933年在上海出书了24萬字的《中國文學史簡編》一書。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要领來處理文學遺産上的問題，對廣大青年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史起了良好的指導作用，被教育部定爲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

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以此指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從而在學術上取得了嶄新的成績。他先後發表了《我們爲什麽紀念屈原》、《什麽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等10多篇論文，並與馮先生合著《中國古典文學簡史》，此書隨後被譯成英文和捷克文出书，是最早介紹給外國讀者的中國文學史。1957年與高亨等先生合著《楚辭選》，1970年前後又與一些中青年同志合寫《杜甫詩選》、《韓非子選注》、《劉禹錫詩文選注》、《文心雕龍選譯》、《劉勰論創作》、《劉勰和文心雕龍》、《楚辭選譯》等著作。

尤爲難得的是，在“四人幫”大搞儒法鬥爭之際，陸先生還寫信給劉大傑先生，對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裏把杜甫列入法家提出批評。這篇題爲《與劉大傑論杜甫信》的論文用詳盡的事實說話，批駁了將杜甫列爲法家的謬誤，成爲學術領域內反“四人幫”大搞儒法鬥爭的第一篇。

陸先生一生不僅著述豐富，而且質量極高。這與他勤奮筆耕，堅持不懈，勇于創新，缜思慎行的治學精神是密不行分的。

陸侃如先生进入高等学校任教，几十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事情，结果十分显著，可谓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陆先生在教学事情方面，一向勤奋刻苦，既善承前贤，又勇于创新，在培养青年中，倾心关注，严谨不苟，通常受他教诲的人，无不为之感佩。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富厚的教学经验，不停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领，担负着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事情。他接纳个体领导、配合相助和举办讨论班的教学方式，为PP电子大学培养了一批古代文学的研究人才。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先后写作的《楚辞选译》、《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等著作，都有较高水平，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注目。

陸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術上的嚴師，而且是一位難得的“人師”。這主要歸因于他是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他自幼因家庭的影響，受到愛國主義的熏陶，青年時期又受到“五四”偉大愛國運動的影響，思想中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的熱忱。抗日戰爭期間，在一直堅持教育事情的同時，積極從事文藝界的抗敵事情，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助會，組織抗敵協會川北分會，並將自己的寓所作爲協會的活動場所，宣傳抗日理論，評議時政，開展抗日活動。抗戰勝利後，在山大事情期間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讀書會，並和進步的教師一起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和黨的方針政策。解放後，盡管他與馮先生的生活十分簡樸，但仍經常慷慨解囊，在經濟上支援國家建設。他在古稀之年，雖身處逆境和妻子不幸逝世的打擊，身體十分衰弱，但仍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去，越发努力地爲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而事情。陸先生于1978年病故。他在臨終前將期珍存的全部書籍和近3萬元人民幣存款捐獻給學校，受到全校師生的贊揚。陸先生的業績充实體現了他爲國家爲人民，以培育人才爲己任，嚴謹治學，以身作則的精神。

（以上內容來自《山東大學英才錄》P80）

陸侃如(1903-1978)著名文学史专家，江苏启东人。1947年始执教于PP电子大学中文系，历任圖書館馆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副校长，为一级教授。

1935年一個炎炎的夏日，在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的大廳裏，一場博士論文的答辯正在進行。宣讀論文的是一個黑頭發的中國青年，他旁征博引，條分縷析，一篇論述中國漢魏文學的論文寫得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而又文采飄逸。答辯委員會的委員們提出的問題是嚴格而又挑剔的，但他們從這篇論文中找不出些微的邏輯上的混亂和考證的疑似之處。

进行论文答辩的是风华正茂的陸侃如先生，时年32岁。他学殖淹博，大器早成。1923年，20岁的陸侃如进入北京大學学习刚一年，就在上海亚东圖書館出书了《屈原》一书，并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宋玉评传》。到1927年从清華大學研究院结业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而且继《屈原》之后出书了《宋玉》一书。

《屈原》与《宋玉》的出书，奠基了陸侃如在楚辞研究的职位。今后出书的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如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1932年，上海世界书局）、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北新书局）、杨荫深的《先秦文学纲要》（1933年，上海华通书局）等，都明言是据陸侃如的研究结果来论屈宋，并对其研究做了较高的评价。

1929年，陸侃如与著名女作家冯沅君喜结连理。今后，二人在配合的文学研究生涯中潜心向学，携手切磋，先后相助撰著了《中国诗史》（1931年，大江书铺）、《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大江书铺）。到1932年秋天陆、冯二人相携赴巴黎大学留学时。未及而立之年的陸侃如与夫人冯沅君已经是闻名遐迩的著名学者了。

照旧让我们回到那场远在欧法的论文答辩会上来吧。面对耸鼻深目的“洋考官”的诘问，方额秀目的陸侃如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语从容而答如流。耳闻目睹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学识后，答辩委员会委员们面露笑容，频频颔首。就在答辩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洋教授的声音响起：

“那麽，爲什麽孔雀要向東南飛呢？”

這個問題提得可謂是奇哉怪也，可笑而且荒唐。《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中一首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它寫的是漢末建安年間，廬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劉蘭芝被婆母遣歸，自誓不嫁，被家人逼她再醮投水而死的故事，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歌頌忠貞愛情、揭露封建禮教的名篇。這首詩原名《焦仲卿妻》，因爲詩的首句爲“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彷徨”，所以後人多以首句稱其詩名。

就這首詩的首句而言，作者是以鳥起興，意謂“孔雀向東南偏向飛去，但因爲眷顧它的配偶，所以飛了幾裏路就彷徨不前”，意在引起下文。至于問“孔雀爲什麽要向東南飛”，而不向西南飛，西北飛，那只有從幾千年的作者于地下而問之，或者是去問那只經向東南飛去的孔雀了。

面對這樣的法蘭西奇談，答辯委員們個個面面相觑，主席亦不禁愕然。然而應試者卻似不假思索一般，答案應口而出：

“因爲，‘西北有高樓’！”

是的，因爲“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這答案來自與《孔雀東南飛》約略同時的漢末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因爲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阻斷了孔雀西北去路，它才索性折身而返，振羽東南！

听到这奇绝的答案，在场者无不相顾莞尔，一时满场粲然。以“西北有高樓”对“孔雀东南飞”，不仅显现了陸侃如面对诘难机敏如响的睿智，同时也可以看出他那份中国古代文籍烂熟于心的深厚功力。

就在这年秋天，陸侃如、冯沅君伉俪双双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今后，陸侃如先后出任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7年到PP电子大学任教，先后兼任圖書館馆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副校长等职，1978年在济南逝世，终年75岁。

陸侃如一生著述甚多，他的著述除前述外，尚有《中国古文学系年》《陸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楚辞选》《楚辞选译》《刘勰论创作》《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译注》问世，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杰出孝敬为世所公认。

他與馮沅君教授的結合更是世所盛傳的人文佳話。倆人同爲法國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都是新中國的一級教授，又都曾擔任過山東大學的副校長。他們相助撰寫的《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古典文學簡史》都在學術界産生了重大影響。《中國詩史》作爲中國詩歌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在30年代一問世即産生了重大反響，魯迅先生即曾將《中國詩史》與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鄭振铎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一並向人推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设後又有多家出书社多次刊行。《中國文學史簡編》修訂後由作家出书社重版，被論者稱爲“解放後用新觀點、新要领完成的第一部系統的文學史”；《中國古典文學簡史》則由外文出书社出书了英、俄、捷克和羅馬尼亞文本，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设以來唯一一本介紹給外國讀者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以上內容來自《山大逸事》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