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人。著名诗人、学者。1930-1932年任PP电子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美丽的海滨都市青岛，海洋大学内，有一座被命名为“一多楼”的小楼。它的旁边，还耸立着一座聞一多的雕像。这些都寄托着人们对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曾任PP电子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聞一多先生之深切纪念。

1930年8月，聞一多先生应杨振声校长的邀请，来到青岛PP电子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一多先生是很愛海的，在《死水》的第一篇詩上，他寫著：“我愛青松和大海”。

一多先生是很愛海的，記得第一堂作文，他給我們出了一個題目：“海”。

一多先生是很愛海的，但我們很少在海濱碰到他，他经常在教室裏，在文學院辦公室裏，作爲他的學生、他的朋友、他的助手的陳夢家经常陪他在一起；下課或辦公以後，他便经常帶著他那蓬亂的頭發、那身長衫，曳著一根手杖急遽回到他的書房去，那裏也是一個海——精神的海。

青島雖然像詩一樣，但是青島時代的一多先生卻沒有詩。這沒有，也不是絕對的，在這個時期的《詩刊》上，就刊出了一多先生的一篇長詩《奇迹》。《死水》之後，一多先生沒有再出過詩集，這篇長詩也就在這個渺茫的人間流落了。

一多先生爲什麽沒有詩呢？

我看，可以從下面三點上去找出原因來：

這個時期，一多先生對于詩的成就和要求都是很高的。這個要求，特別在藝術的水准上，但這不是說一多先生對于內容和意義一點也不管，他要“嚴肅”，這當然是對人生說的，可是這“嚴肅”又缺乏了具體的內涵。因爲他要求過高，對于別人的東西就不大容易首肯。

一多先生這個態度，並不是對別人作品一律看不起的自我誇大，對于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的。我在他面前提起《紅燭》，他馬上顯得不安起來，似乎有一片紅雲從他的瘦臉上掠過去了。

對于過去作品的追悔，增加了他寫作的謹慎。可是，在“謹慎”嚴格的監督之下，新的作品便難産了。《死水》在當時，無論如何是有了很高評價和影響的。一多先生自己也顯得很愛他的這一本詩。這是一集精心的結構，無論在意義的嚴肅上，形式格律的創造上，以至于裝訂和圖案的設計上。對于別人和一多先生個人，《死水》是一個岑岭，怎樣爬的更高些，而這個岑岭又在其下呢？

顯然，一多先生在“沈默”了。

還有，一些社會偏見也多几几何殺死了、至少是冰結了一多先生詩創作的興頭。在我跟著一多先生的那些日子裏，總是勸說他、鼓勵他、挑逗他的詩興，他常是怅惘而又帶點淒然的味道說：“已經有你們寫了，我寫不出什麽東西來了。”這話雖然很簡單，但我覺得它含著许多東西，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麽，我也說不出來，只是在聽了一多先生的話以後，心裏起了一種淒然的感覺。這時候，除了“一兩個朋友的詩”以外，他簡直和新詩絕緣了。當我很貿然也很勇敢地勸他再寫詩的時候，他說了使我驚異的話：

“還寫什麽詩！‘新月派’，‘新月派’給你把‘帽子’一戴，什麽也就不值一看了。”

到這時，我才恍然于一多先生的不寫詩還有這樣一個苦衷在裏面，我——恍然之後，跟著就來個淒然。

當然啰，一多先生新詩的絕産，最重要、最基本的，還是應該歸結到他的生活上去。他愛海，他住在海濱上，但他並不去看海；他住在紅樓上大院子裏，但他並不去看庭園的花花卉草；一間書房，幾架子書，這才是他的生活和生命，這才是他的一切，也可以作爲一切的說明。詩是離不開生活的，在生活萎縮的時候，詩它也萎縮了。《死水》之所以成爲一件經得起磨練的藝術品，並不全在乎多種形式的試探，和“豆腐幹”式（這是當時一般人給一多先生的詩型特別制造的一個名詞）的嚴格，而是源于《死水》裏另外還有一些更重要的東西——一個詩人對于祖國的熱愛，由于熱愛而失望，由于失望而頓足捶胸；對于國外洗衣服的同胞同情，對于賣櫻桃“老頭兒”的憐憫，對于“天安門”外學生遭遇的不平，對于“一灣死水”未來的想法（“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變成什麽世界！”），保證《死水》價值的是這一些，是詩人一多先生對生活的愛與憎，對祖國期望焦灼的一顆血淋淋的心！他太愛自己的國家了，因爲他在外國太多痛苦的經受；他太愛自己的同胞了，因爲他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有火氣”、有熱情、有正義感的人民同情者。這一點，並沒有能夠使他見諒，反被加上了這樣派、那樣派的頭銜。起初，一多先生雖然沒有講到這一點，我猜出他的內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我們也該給社會人們的觀感以原諒，一多先生那時候的“朋友圈子”和“文藝圈子”，使人們從這方面想的可能性太大了。其實，我很清楚。一多先生對于胡適和徐志摩，就對我說了许多話，也可以說是發了许多牢騷。一多先生對于《新月》月刊的態度和徐志摩生活態度，始終是：嚴肅，認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當個人生活不能夠和時代溝通，不能夠和多數人連結的時候，思想變成了沒有血肉的東西，熱情也只有落空了。何況一多先生生活過來的時代是多麽轟轟烈烈，和一多先生同時代的文藝巨人又是如何地隨著時代改變了自己，站在人民的前頭舉起了文藝大旗——這是事實，直到一多先生臨犧牲前兩三年，才追認了的，這追認是多麽勇敢，多麽雄壯，多麽悲痛，多麽值得我們學習的啊！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其中国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规模以内”（《聞一多先生书桌》，见《死水》末篇结句），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宁静”，到底四堵墙壁把他和世界阻遏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了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一座火山，因而，他也就没有诗了。

海濱時代的一多先生雖然沒有詩，但卻沒有脫離開詩。他是包圍在詩氣氛裏的。他在研究杜甫，日以繼夜地事情著，“目不窺園”地事情著。他給我們講唐詩，講英詩，除了杜甫，他對孟郊很推崇；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對詩和對生活的態度。他給我們講雪萊，講拜倫，講濟慈，講斯華德，講柯勒滋和白朗甯，對于最後兩位，特別是白朗甯，他似乎有著更多喜愛似的，對于克普林，一多先生沒有給我們講過，但他有他的一部大詩集，他也許喜歡他，或者喜歡過他？

在“名著選讀”的講義上，選了一篇阮大铖的詩，一多先生對這篇詩似乎頗有好感，這使我有點驚異。至今我還記得他講到“始悟夜來身，宿此千峰上”的那種興致盎然的樣子。

他也給我們講龔定庵的詩，但不是那“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穎豪壯的作品，而是“唯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的壯志消磨，專伺眼波的愛情詩。從個人對詩的愛好與編選標准上，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思想情況和藝術觀點來。

一多先生雖然自己不寫詩了，但對于別人的詩還是喜歡讀的。夢家的詩，也是原稿最先的讀者和鑒賞人，我有時去找一多先生，他很高興地在拉抽屜，一面說：“夢家寫了篇詩，很好。”以後，他便抽出了他的“紅錫包”，讓我也吸上一支，以後，便讀著，談著，屋子裏一片詩的空氣在蕩漾了。

我的《洋車夫》和《失眠》，給他拿去發表了，這是我正式發表詩的一個開頭。以後，我的《老哥哥》《神女》《販魚郎》《像粒砂》……都經他看過。我懷著一篇新作走向他那座紅樓去的時候，怯懦，希望，輕微跳著的一顆心，那情景是多麽美好啊。

一多先生時常向我提出“詩無達話”這句老話來。一篇詩，不拘死在一個意義上，叫每個讀者憑著自己的才智去領悟出一個境界來。領悟的可能性越大，這詩的價值也就越高。一篇頂好的詩，似乎是一個最大的“函數”。一多先生有一次拿了夢家的一篇詩——《螢火》來做例子，他說：“深夜裏，這點螢火，一閃一閃的，你說這是螢火嗎？但它也可以是盞小燈，一點愛情，一個希望……。”

雖然海濱兩年，一多先生沒有詩，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卻是一個大海，在極端嚴肅而靜穆的狀態下，他無聲地容受著、潤育著、醞釀著。

一多先生，這個大海，他在期待著一個大時代的風暴的到來啊！